下午点4分，思坦利再次与娴泰通上话，她说车还是有点问题，但她将尽量争取在半小时之内赶到希尔顿饭店。一直等到5点左右，娴泰才姗姗而来。她对思坦利说肯尼送车去修车铺了，要过一会儿才能到。她带着思坦利先去酒吧喝饮料，又到餐厅吃了点小吃，说是要等肯尼来了再大家一起找一家高级餐馆大撮一顿。晚上7点过后，娴泰和思坦利回到6街，一位黑头发的年轻人与他们相遇。思坦利摘掉牛仔帽暗示警方肯尼已到，埋伏在四周的侦探一拥而上，将三个人全铐了。待两辆警车分别载着娴泰和肯尼消失在路口，戴维·司托打开思坦利的手铐，又招来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送他去机场。

警方从肯尼身上搜出好几张麦克司·休尔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此人是佛罗里达州的退休律师，还有一张墨尼·盖林的佛罗里达身份证，一张伊琳·苏尔曼的美国特快信用卡，两串用红色指甲油做了各种记号的钥匙，和一张在6街与西44道相交处的地下停车场的交费收据，停车时间是当日下午6点40分。戴维·司托带着一名警员驾车赶到那里，正是那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上面还挂着犹他州的临时牌照。

当娴泰被捕时，警察马上收缴了她随身所带的一只异常沉重的黑色手提包，包内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现金，整整1万美元，此外还有一只手机和若干伊琳·苏尔曼的证件和文件，包括护照、支票本等等。

“谁是伊琳·苏尔曼？”

“一个朋友，芭蕾舞演员。她有时候托我替她保管这些文件。”娴泰说。

同一天下午5点多钟，在曼哈顿的另一端，位于街和东67道的第19区警察分署接到一位名叫杰夫·费格的房地产管理商的报警电话，称他的委托人，位于5街和东65道的豪华公寓苏尔曼大厦的业主，8岁高龄的富孀伊琳·苏尔曼失踪。杰夫·费格说他下午5点购物后回到家里，收到一位朋友，也是伊琳·苏尔曼的朋友——卡珞·翰莘的电话留言，说是在苏尔曼大厦里到处都找不着老太太。苏尔曼夫人因年事已高，近十几年来从未独自出过门。杰夫·费格当即给卡珞·翰莘回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他又往公寓楼打电话，伊琳的周末工作人员阿兰赛丽·列微拉的声音听上去紧张而焦虑，半天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只在电话上反反复复地要求费格赶快去苏尔曼大厦。

值班警员建议费格先去公寓楼找找看。

杰夫·费格赶到苏尔曼大厦，阿兰赛丽告诉他，大部分房客都在这个节日周末离开了纽约，还留在公寓里的只有两位，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制作人，和1b房间的墨尼·盖林，服装设计师。彼得·雅各逊一如往常，下午1点从健身房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到点0分左右，然后出门去中心公园，一般要在晚上8点以后才回来。墨尼·盖林一贯行踪不定。

费格和阿兰赛丽上上下下反复两次搜遍了公寓的五个楼层和六楼的屋顶花园，用通用钥匙打开了所有的房门，只有一楼的1b房间无法打开，但还是不见伊琳·苏尔曼的踪影。在一楼1a房间苏尔曼夫人的办公套房里，费格注意到，通往里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卧室里的壁橱也敞开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这都不是伊琳的习惯。伊琳通常放在壁橱顶层的1万美元现金也不翼而飞。

杰夫·费格再次报警。很快，一辆警车停在了苏尔曼大厦门口。不久，19分署的三名值班侦探和紧急行动小组也相继到达。费格告诉警察，伊琳·苏尔曼个儿不高，红棕色头发，棕栗色的眼睛，戴一副红框眼镜。经公寓总管罗蒙·卡沙尔同意，警察强行打开了1b房间的门，粗粗搜查下来，里面除了两卷黑色电缆胶布外，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发现。

警方一面扩大搜查的范围，一面开始向伊琳·苏尔曼周围的人们调查访谈。他们得知伊琳生于1916年，她的母亲来自希腊，父亲是意大利后裔。伊琳自幼家境贫寒，在嗜赌又嗜酒的父亲弃妻抛女之后，母亲带着她从新奥尔良来到纽约。母亲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很快便在芭蕾舞团找到一份做服装的工作，并使女儿有机会学习芭蕾舞。伊琳从17岁开始登台演出，4岁时被观众中一位房地产商人沙缪尔·苏尔曼相中，次年便出嫁了。1945年，9岁的伊琳·苏尔曼告别舞台后随丈夫周游世界，并很快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女商人。1980年，沙缪尔·苏尔曼去世时，给伊琳留下了上千万的财产。除了这幢价值数百万美元、年进项十几万的苏尔曼大厦，她在夏威夷的产业价值88万美元，年进项7万左右，在新泽西州的房产约8万，此外她还有好几万的存款和100多万美元的各种证券。

苏尔曼大厦共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其房客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除前面提到的那位电视制作人外，还有医生、服装设计师、歌唱演员、室内乐队指挥及外国银行家等。

1998年4月初，一位自称艾娃的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正在为她的老板、服装设计师墨尼·盖林物色一处公寓，并说她是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鲁迪·瓦卡的老朋友。伊琳·苏尔曼把电话转给主管